霉的启示

同样是1973年春，云南还发生了一件茶叶发展史上重要的事。在长达7天的茶叶加工座谈会上，传达了李先念副总理和外贸部李强副部长有关国际形势和茶叶发展的重要讲话，李强副部长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普洱茶。

云南是普洱茶的故乡，云南人认为普洱地区产的茶都是普洱茶，对李强副部长讲的普洱茶茫然了。在4月3日下午的讨论会上，后来生产了凤凰沱茶的原下关茶厂技术员林兴云发问：“李强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普洱茶’是指什么茶？”问题的原因是海外的普洱茶指向已经发酵质变的晒青茶品，而在此之前，云南当地人生产、见到和品饮的是零发酵的绿茶。

李副部长这时讲普洱茶有着深刻的国际形势变化背景。那时北越还没有攻陷西贡，下关茶厂还在准备接待越南茶叶实习生，但越共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苏联。抗美援越战争中，香港港九茶叶业商会动员茶商购买北越茶发酵应市。北越茶发酵后苦不回甘，爱国茶商和港澳同胞忍受了。见越南忘恩负义，商会又动员茶商抵制北越茶。云南省人民政府收到外贸部电报，安排省公司发酵生产250吨普洱茶应急港澳同胞。这一年，云南获得了普洱茶的外贸出口经营权。

 第二年黄又新带来了春交会客商对普洱茶品质要求的信息：红汤，叶底黑，有陈味。黄又新特意带回一包老茶，喝惯晒青绿茶的宋副经理说有霉味，按红、绿茶的审评味感，肯定要打入冷宫，定为过失茶，不予收购销售。黄又新接话，“会喝普洱茶的说陈味，才接触普洱茶的说霉味。

没那味，又不是普洱茶了，晒青茶可是一点没那味。"霉或陈，或许是一个东西，认识不同，心境不同，经验不同，感受不同，情绪不同，表述不同罢了。霉是霉，怪是怪，出口必须搞，宋副经理让将成品放入地下室做储存试验，并提出压制加工前进行渥堆处理，还说库存的一千多担里，少量放一点到防空洞试验。

宋文庚副经理和调供科敖奇富同志拿着交易会带回来的普洱茶样品来到昆明茶厂李希金厂长办公室。李厂长叫来审检股股长吴启英，让她看样品。此茶外形粗壮，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级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响，昆明茶厂积压了400多吨9-10级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砖（生茶）使用。

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积压，昆明茶厂巴之不得，可云南从来没有见过和做过这种茶，急得老实巴交的李厂长团团转。茶厂托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帮助了解广东人工发酵普洱茶方法。交易会上，黄又新向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参观生产特种茶的茶叶三厂，遭到特种茶科连少利科长的拒绝。解放以来，广东三厂一直用北越茶、广东茶和部分云南晒青茶拼配发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们工艺成熟，经验丰富。云南自己开埠出茶，广东是不满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黄又新碰了钉子，正发愁，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负责烟叶和茶叶转运工作的施敏说他有办法。施敏是上海来云南的知青，人极聪明，来广州两年学会了广东话，还同三厂的职工交得朋友。黄又新偷偷进了三厂的车间，听了加工过程又看了现场操作。

看是看了，听是听了，喝也喝了，所有信息汇成一体传到了昆明茶厂，但茶厂上上下下还是对首次发酵茶堆面层上长出的白霉顾虑重重。人们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茶叶加工历史上，霉变始终在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们还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发生的霉变，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甚至是痛苦的认识过程，才会飞跃出一个褒义的表达。随着出口正常进行和收汇安全稳当，茶厂上下和公司职工尽管自己不喝，但在他们眼中，茶堆上的霉层同臭豆腐上的霉层一样，已经没有害人的差别。

省公司调供科分两个部分，黄又新、敖奇富、朱震平、邹家驹和广州办事处回来的施敏负责出口工作，李永友一人负责省内外调拨。得知青海湟源的情况，科内议论开了，何不用这批茶揉碎试试发普洱茶。潘意如科长向主管业务的宋文庚副经理汇报了科内的意见。宋副经理还是不放心，专门将埋头在茶区搞红碎茶转子机实验的谷应找回来询问。谷应明确回答，1952年2月北京试验结果证明黄霉没有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