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厂长来到昆明华山南路113号“省茶司”与调供科李永友汇合后，第二天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李永友是部队转业干部，75年到省茶司工作，负责安排省间调拨计划，看崔厂长一路上心神不定，总找话稳定他的情绪。“这几年景谷茶叶情况如何？”李问。“县革委会主任蔡远明亲自到永平公社主持召开35人的茶叶工作会议，落实五万担县的规划，会都开了15天。全县办了社队联营茶场50个，有专业人员八、九百人，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三万亩。”崔厂长回答时没有因为三万亩而情绪有所提高。“茶厂同外贸站分开，很多问题没法解决，吃住都有困难。原来以为分开好，分开后，原定的一台烘干机和两部汽车都落实不了。

省公司也有毛病，分批小样没有及时确认，时间来不及只有请求电话答复，现在文字根据也没有，事都成了我的。”说着说着，崔厂长要掉泪了。李永友继续安慰崔厂长，尽量找话说：“我省小叶种茶区选用昭通茶样，大叶种茶区以景谷茶样为收购标准样配发各地。景谷样是中央掌握的，勐海那套样在景洪、勐腊和勐海三县转来转去对照收购，由于保管不善，部分样丢失了。72年勐海恢复审检室，唐庆阳厂长不敢自己配样，还通过公司来找你们。景谷茶叶在大叶种茶区是有代表性的。”此时的崔厂长，已无心去听这些了。

启程前，李永友同成都联系过。成都说他们湟源不去人了，让云南先去，若茶叶确实发霉了把货发回去。临行前，省公司有几条意见：一是先搞清楚情况；二是尽量做工作不要退货；三是能否在西北寻找市场处理。茶叶确实发霉了，李、崔二人束手无策。崔兴财试图说服转运站清理挑选一遍，将未发霉部分继续发往西藏。湟源转运站的人生气地说，别说这两车货，西藏自治区商业局受野生茶影响，决定退货六万担，并要求云南方面承担退货运费每担20元。不知是青海海拔更高更干燥，还是李永友心急如焚，他流鼻血了。问题解决不了，李、崔二人垂头丧气返回云南。

留青海湟源的茶叶既进不了藏，又没有退回昆明。东西只要没有退回景谷茶厂，崔厂长的日子会暂时好过一些。省茶司专门开财务会研究过几次，同时通过供销合作总社做西藏的工作，争取已经进藏的6万担和滞留湟源的货不要退回来。73年进藏茶叶出事后，云南已经全面停止收购和使用野生茶，74年以后调出的紧茶已经没有野生茶掺杂问题。由于野生茶影响面广，藏民对云南茶叶仍有顾虑，新调进藏的紧茶销不出去，西藏商业局一直坚持退货并要求云南承担相关费用。

解放后，云南进藏茶叶的高峰出现在1973年，统计实绩3.85万担。数量上去了，质量却出了问题。西藏一方面要求退货，一方面控制云南茶叶进藏数量，1976年云南仅调西藏紧茶1.51万担，滑坡百分之六十多。经过供销合作总社的斡旋和解释，西藏自治区党委终于开会拍板，决定六万担茶叶不再退回云南，对藏民的解释工作和推销工作由西藏自己解决。对湟源发霉的茶叶，西藏方面却态度坚决，让云南再次来人清理解决省公司办公楼是两层青砖简易房屋。那年茶叶从土产公司分离出来，没有办公地方，宋文庚副经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文革已经乱了套，没有请示谁就在华山南路113号后坡属于省政府的地盘上盖了办公室。宋副经理是山西的放羊娃，十几岁参军当了陈庚虎将周希汉的警卫员，根红苗正，文革中负责业务时常卷起裤腿露出当年要饭被狗咬的伤疤同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吵架。

野生茶出事，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经理于力已经提心吊胆，茶叶到湟源发霉，他更是大气不敢出，正好业务分工由宋负责，事情都到了宋文庚头上。宋的魄力，在茶叶界是有名的，他虽然没有读过书，只在当警卫员时补习过一些文化，但他脑子灵，首长在里屋谈情说爱，他会在外屋装睡打酣。处理景谷紧茶的会议在简陋如人民公社驻地的经理办公室进行，参会者还要自带凳子。宋文庚开场就一针见血，说边销茶连续出事是王洪文搞的鬼，话讲得颇有政治高度。大家想起来了，王洪文和李德生到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转了一圈，回来说边销茶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要求敞开供应，否则帝、修、反就会乘机捣乱。经王洪文捣鼓施压，1973年年初匆匆召开了全国边销茶工作座谈会72年全国生产调拨边销茶65.3万担，其中收购修剪茶17万担，占边销茶原料的24%。边销茶敞开供应，总量需要100万担。会议在严肃的政治气氛中下达了73年任务75万担，按王洪文要求先保证边疆第一线敞开供应，供应量由每人每年限量4至5两提高到8斤。为争政治表现，各省预报75年可提供数量90万担。